最后，除了预算信息公开透明到目前为止对许多政府部门的领导人来说还是个新鲜事、出于过去多年的行政习惯而不愿公开和尽可能地不予公开，以及目前的法律法规对预算公开还没有真正刚性的制度性要求和规定这些因素外，目前政府财政信息的公开之所以仍然步履维艰、困难重重，更重要的是许多政府领导人对预算民主和现代民主政治的运作还没有足够的和确当的认识，换句话说，对政府税收的本质以及对纳税人权利的认识，对许多政府官员来说，目前还仍然是被昧蔽着的。
有分析指出，IMF若要赢得成员国的真诚拥护，就必须改变固有的欧美把持的世袭制，从份额与投票权、监督职能到高层人事安排，都必须进行深刻改革，改变现有不合理、不公平的金融秩序。IMF于当地时间7月20日发布一份报告说，人民币被大幅低估23%，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主张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通胀和房地产泡沫等风险，理由是人民币升值可以帮助降低油价、食品价格和其他进口产品的价格。
这些论调在中国经济学家看来，偏颇显而易见。公众普遍希望，朱民不仅能够解决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问题，更能在决策权方面有更多作为。而且，中国的通胀主要是输入型通胀，来源于美联储（Fed）的道德风险，即通过宽松货币政策转嫁通胀压力的做法。尽管经过去年IMF改革，中国投票权从3.65%升至6.07%，但依然不及美国投票权（约17%）的零头，即便中国拉上所有新兴经济体，也不足以推翻欧美的主导地位。说到底，中国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朱民的升迁，这也是总裁拉加德承诺计划的一部分，即要让新兴市场国家更多地参与进来。
接过话筒而非金锤朱民获得提名之后，公众一片欢呼，副总裁这一职位给予了中国人无限的想象空间。然而也必须看到，朱民从IMF的幕后走向前台，仅仅是接过了能够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发声的话筒，而非能够定音的金锤。二战后，香港和台湾曾经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从它们的发展特点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而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江苏的苏南地区，除了外商投资所起的作用外，主要是靠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甚至国有企业带动了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以铁路投资为例，清末民间资本要求商办铁路，却难以解决资金问题，进展缓慢。依据一个国家的人民内部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福山区别了两类国家两类文化：一种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社会内部具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这一内在原因促使百年来的中国政府都通过兴办国有经济甚至国有企业来促进经济发展。
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净产值的内部分配比私营企业更偏向于企业员工。1911年清政府鉴于多省商办铁路毫无成效，宣布实行铁路国有。
低信任度国家的两难处境被福山归入低信任度一类的国家，都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碰到了极大的困难。法国在二战后大力发展国有经济，最终使国有企业占到整个GDP的20%，并且20世纪50~60年代取得了高于英美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据上述论述，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要在中国式的文化环境中发展真正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就必须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拉动来取得足够的技术进步和企业规模。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必然导致他们自发地抵制英美式的现代股份制企业，而一直以家族为单位经营和运作资金，找不到私人自发投入足够资金进行技术研发的途径。
小型的私营家族企业一直是温州经济的主体。据介绍，沈阳从事真空技术行业的从业人员已经有近万人，几乎全都在私营企业中就业。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私营摩托车企业也不例外。
没有这样的国有企业不行，而且这样的国有经济少了也不行。信人唯亲的心态使私营企业做大非常困难，更无法产生真正的现代股份制企业。
可进入21世纪，温州的经济增长率一度降为浙江全省最低，投资不振。这些国有企业既有属于垄断行业的，也有属于竞争性行业的。
同样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是英美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发达国家，而拉丁美洲各国则落入第三世界的行列而不能自拔。温州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对私营企业的迷信造成的。像北京市 万方集团下的福绥源小副食店，还有大连的玉华商场和民勇商店。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地区中，只有浙江省是真正靠当地的私营企业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近三十多年中的国有企业中，则存在许许多多经营状况在很长时期中一直良好的国有企业。台湾和香港的经验事实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在中国式的文化环境中，要想取得足够的技术进步和企业规模，取得真正的发展，是不能依赖私有经济的。
这两个地方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利用国有企业溢出的技术（通过聘请技术人员和其他方式），同时也靠当地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意大利虽出现了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意大利既没有首先开始产业革命，工业化水平也并不十分领先。
而在经营者一个人就能够提供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的领域内，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应当高于国有企业。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私有制对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碍。
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把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简称作信任，认为它是对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例如，钢铁行业中的宝钢、鞍钢和首钢，新兴的家用电器制造业中的安阳彩玻、大连华录，以及谋求MBO之前的四川长虹，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在30年中推行公有化政策，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有计划地推行工业化政策，使中国能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保持着比印度高得多的经济增长率。不仅浙江的私营企业依靠国有经济向其溢出技术、提供技术人才，全国的私营企业也都显示出这样的依赖关系。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之后，保持了年均9%的高速经济增长。另一种则以中国文化为代表。
在垄断性中介地位逐渐丧失的背景下，香港的科技水平无力维持人均两万美元的高收入，经济发展面临困境。福山指出，法国政府之所以一直在干预经济，原因就是法国的私营经济一直没有活力，缺乏创造性和创业精神。
人均收入达两万美元的香港，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只相当人均收入仅几千美元的马来西亚的水平。浙江私营企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国有部门的技术溢出。
由于当时绅商地主之间的信任度非常低，清末着名实业家张謇等人在筹资扩大企业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低信任度国家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的困难，首先导致了它们在单纯依赖私营经济时现代工业化经济发展缓慢。
显然，国有企业和研究单位成了私营企业技术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来源。这些产品的制造技术基本来自国营企业甚至是集体乡镇企业，或者是外商投资企业，但都是比较简单的技术。这些曾经欣欣向荣的小型国有商业企业展现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下级员工的积极性的重要性。根据前边的一般分析，通常在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不能由一个人提供的领域内，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不低于私营企业。
当然，要搞好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真正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就必须对国有企业实行有效的监管，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真正按照规则行事。温州人的大量资金流向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还有许多投向山西煤矿。
最近几十年的事实证明，中国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克服它与生俱来的老毛病——无力研究、开发甚至率先引进现代的先进技术，无法有效地聚集足够的资金来经营为整个社会所必要的巨型企业。在这种文化中信任度低，人们普遍地不信任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因而民间的私营部门很难发展起强有力的巨型企业，这种国家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势必落后。
福山把拉丁语族的欧洲国家——法国和意大利都算做与中国一样的低信任度国家，把英国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算做中间类型，美国比较接近德日类型，英国则更接近意大利类型。有名的飞跃缝纫机最初源自上海的国有企业。
